第 910 集体化原来是可以搞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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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这个东西吧，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ZD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ZD和中G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J石的**。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ZD和中G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GCD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GCD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GCD是因为专政而亡，中G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ZD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ZD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E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可以先试点，等得出经验以后再在整个联邦推广。”常瑞青轻轻转动手中的茶杯，思索了一下，又补充道：“另外，还可以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日本四省和爪哇省推广莫沙夫模式。”
说到这里，常瑞青停顿一下又说：“莫沙夫是个洋名，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农场，每个农业合作社所属的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邻近以便管理。每个家庭农场的人均耕地面积应该高于20亩，原则上不设上限，也可以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加入，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将是最基层的政权，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将负责选举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教育、文化、卫生和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合作社社员均有权参加社员大会和委员会选举，社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由。
此外，合作社委员会至少要有两名专门的管理委员，其中一名管理外务，与政府机构、银行和销售部门打交道；另一名管理内务，处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
由于兼有基层政权的功能，因此农业合作社还必须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负责建设管理小学和卫生所，还需要修建一些公共设施，所需经费原则上由全体社员分担。
不过合作社也不是单纯的基层政权，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是农民社员的联合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它的特点取决于社区内农民的要求，与社员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组织作为社员在市场中的代表，通过与组织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进行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来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从创造利润的角度讲，它与企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利润的分配上，它必须将市场所得在社员中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合作组织对内部成员(社员)具有非赢利性，对外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常瑞青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里面的众人，露出一丝笑容：“同志们，你们觉得这些大的原则是否可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毛ZD的目的已经达到，满意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而陈独秀刚才在听常瑞青和毛ZD讲话的时候就不断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这会儿接过问题道：“总理，你和总统的设想都很不错，是有实行可能的。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联邦政府准备拿出多少资金和优惠政策来推动农业合作社？我们的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如果没有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会对这个农业合作社感兴趣啊。”
“当然是要给些扶植政策的。”常瑞青拧眉思索了片刻，缓缓道：“首先是由渔农总会提供低息贷款给农业合作社和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其次是免除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历年积欠；再次是农业合作社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享有税收优惠，可以免缴田赋；最后，渔农总会还应该在每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所在地开设商店，向社员销售低价的日常生活用品。”RS
民主这个东西吧，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ZD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ZD和中G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J石的**。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ZD和中G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GCD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GCD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GCD是因为专政而亡，中G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ZD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ZD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E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可以先试点，等得出经验以后再在整个联邦推广。”常瑞青轻轻转动手中的茶杯，思索了一下，又补充道：“另外，还可以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日本四省和爪哇省推广莫沙夫模式。”
说到这里，常瑞青停顿一下又说：“莫沙夫是个洋名，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农场，每个农业合作社所属的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邻近以便管理。每个家庭农场的人均耕地面积应该高于20亩，原则上不设上限，也可以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加入，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将是最基层的政权，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将负责选举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教育、文化、卫生和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合作社社员均有权参加社员大会和委员会选举，社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由。
此外，合作社委员会至少要有两名专门的管理委员，其中一名管理外务，与政府机构、银行和销售部门打交道；另一名管理内务，处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
由于兼有基层政权的功能，因此农业合作社还必须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负责建设管理小学和卫生所，还需要修建一些公共设施，所需经费原则上由全体社员分担。
不过合作社也不是单纯的基层政权，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是农民社员的联合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它的特点取决于社区内农民的要求，与社员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组织作为社员在市场中的代表，通过与组织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进行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来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从创造利润的角度讲，它与企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利润的分配上，它必须将市场所得在社员中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合作组织对内部成员(社员)具有非赢利性，对外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常瑞青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里面的众人，露出一丝笑容：“同志们，你们觉得这些大的原则是否可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毛ZD的目的已经达到，满意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而陈独秀刚才在听常瑞青和毛ZD讲话的时候就不断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这会儿接过问题道：“总理，你和总统的设想都很不错，是有实行可能的。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联邦政府准备拿出多少资金和优惠政策来推动农业合作社？我们的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如果没有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会对这个农业合作社感兴趣啊。”
“当然是要给些扶植政策的。”常瑞青拧眉思索了片刻，缓缓道：“首先是由渔农总会提供低息贷款给农业合作社和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其次是免除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历年积欠；再次是农业合作社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享有税收优惠，可以免缴田赋；最后，渔农总会还应该在每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所在地开设商店，向社员销售低价的日常生活用品。”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