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4章 驱虎吞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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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和陈禄均出自关东寒门，而当前国策变革方向尤其是世袭制的重建有利于寒门军功阶层的壮大，他们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获得很大一块利益。寒门阶层从国策变革中受益，源于武烈侯对国策变革的强力推动，所以朝堂上大凡寒门贵族不论派系对武烈侯都怀着一份敬重和感激。
关东系中，寒门士人还是占据着大多数，虽然经吕不韦一案后很多关东的寒门士人离开了咸阳，但随着统一进程的推进，随着大秦在稳定新占疆土过程中对官吏的迫切需要，关东五国的寒门士人还是被大量征募，而这些寒门官吏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攀附咸阳的关东系大臣。这时候那些曾经追随和攀附吕不韦的客卿门徒们就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一次返回到咸阳，重新端起了老嬴家的“金饭碗”。
与此同时，咸阳则对关东五国的王族和豪门权贵们进行不遗余力的压制和打击，其中韩魏赵齐四国的王族和传承久远的豪门贵族都被强行迁徙到了咸阳，而他们离开故国旧土之后，大秦的功臣们却并不能马上代替他们有效控制被征服疆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秦的功臣们都需要依靠当地的寒门官吏的帮助以镇戍地方。
关东系因此迅速壮大，但因为其力量主要集中在新占领疆土的中下级官吏掾属中，无法对大秦的政局和中土大势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目前的关东系不显山不露水，表现得非常低调。
大秦朝堂上的关东系主要研习法家学术，国策拟制以法家学术理论为基础，而今日的关东系因为过于庞大繁杂，在学术国策上就比较复杂了，诸子百家的子弟都有，但大贤士子也要生存，在生存危机面前并不会有太多的大贤士子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论，所以现在关东系中研习、融合和认同法家学术者越来越多。
这个时代的士人以利益至上，功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所以他们信奉所谓的“自由”，“良禽择木而栖”不仅仅表现在游学和出仕任意一个诸侯国上，还表现在他们积极地追随、侍奉和攀附各诸侯国的权贵上。今日中土大秦吞灭诸国，马上就要一统中土了，关东诸国的士人应该如何生存？当然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高唱着“贤臣择主而事”纷纷投奔大秦。
那么寒门士人追求的最大利益是什么？理所当然是跻身豪门贵族阶层。大秦在统一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国策变革正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寒门士人的需要，但寒门士人是否因此就心满意足了？不是。世袭制可以让这一代的寒门士人普遍受益，尤其是大秦的寒门贵族，其中一部分将因为军功而逐渐跻身于豪门贵族的行列。但下一代呢？下一代寒门士人处在一个和平统一的社会里，而和平统一则意味着失去了最便捷的建功立业的机会。没有功业可建，下一代寒门士人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非常有限了。
分裂和战争虽然让中土生灵涂炭，却可以给寒门士人攫取利益的机会。
豪门贵族追求分封是为了掠夺更大利益，同样，寒门士人为了攫取更大利益，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支持分封，以便重建诸侯并列的中土，这其中又以关东的寒门士人为最。
控制地方郡县的大秦豪门贵族和帮助他们控制地方郡县的关东寒门士人因为彼此的利益目标基本一致，必定会走到一起，这对咸阳宫和中央的威胁之大可想而知。但咸阳可以压制和打击有限的关东诸侯国的王族和豪门贵族，却无法禁锢庞大的关东诸侯国的寒门士人群体。为了占据和稳定庞大的新疆土，咸阳只有安抚、拉拢和利用他们。
大秦的本土和来自关东的寒门贵族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从他们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他们最希望中土的和平统一，希望大秦能够实现中央集权，从而维持和发展他们的利益。宝鼎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积极谋求与关东寒门贵族的结盟，从而竭尽全力维持大秦的统一和和平，拯救未来的帝国。
郑国和陈禄就是关东系寒门贵族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与宝鼎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两者都致力于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致力于中土生灵从此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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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向陈禄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以当前咸阳政局的发展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大秦统治阶层内部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目前国内愈演愈烈的“官”与“民”的矛盾看似来源于“中央财政不足”和“统一进程加快”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后都是“中央集权”和“分封诸侯”两种政治理念的强烈对抗。
陈禄安静地听着，心里极度震撼。
宝鼎的讲述就像一股狂风吹散了笼罩在咸阳上空的乌云，让陈禄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咸阳政局的真面目。
咸阳朝堂上是“集权”和“分封”的博弈，大秦疆土上是“中央”和“地方”的搏杀，无论统一进程是暂时停止还是稳步前进，最后都要引发一场生死对决，中土都将面临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的深重危机。
秦王政有没有力挽狂澜之策？咸阳和中央能否击败功臣和他们所控制的地方势力，维护中土的和平和统一？从大秦的政治格局上来看，大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武烈侯和北疆武力，只要武烈侯和北疆武力帮助其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政治格局中的另外两方岂能让武烈侯与自己的对手结盟合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联合武烈侯击杀自己？
武烈侯始终都要做出选择，谁是盟友，谁是敌人。从武烈侯的政治理念来看，他应该与秦王政携手合作，联合庞大的寒门贵族力量，借助强悍的武力，击杀以豪门贵族为主要对抗力量的功臣们，但这一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内战，大秦将迅速陷入分裂和战乱。
从武烈侯追求的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这个大目标来看，他又应该与豪门贵族结盟合作，利用强悍武力和庞大的地方力量，完全压制中央，迫使中央分封诸侯。这一选择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中土的和平和统一，但因为国策的原因，中土诸侯林立，大秦将在未来某个时候重蹈春秋战国之覆辙，中土同样要陷入分裂和战乱。
两种选择相比较而言，选择前者是“长痛不如短痛”，以暂时的中土“阵痛”来彻底铲除折磨了中土八百余年的“分封”毒瘤。“阵痛”虽然会给中土生灵带来荼毒之祸，但却可以给中土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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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禄认为，武烈侯应该支持秦王政和咸阳宫。假如武烈侯当真没有割据称霸为一方诸侯的想法，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结盟功臣对抗中央。
陈禄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劝谏两句，帮助武烈侯做出正确的选择。
谁知就在陈禄犹豫不决的时候，武烈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至今没有旗帜鲜明地做出选择，是因为中土这个巨人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之后，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根本经不起铲除“毒瘤”时所造成的剧烈“阵痛”，帝国会在“阵痛”中崩溃，中土会在“阵痛”中分崩离析。
匈奴人正在大漠上进行统一前的最后战斗，匈奴人随时会杀进中土，退一步说，就算匈奴人没有击败大月氏和东胡，完成实际意义上的大统一，那么匈奴人也可以联合大月氏和东胡从北疆的“东中西”三个方向杀进中土，给中土以致命一击。
历史上二十三年后匈奴人的大单于冒顿带着四十万大军杀进代北，与刘邦激战于白登山，刘邦战败，中土不得不以“和亲”等屈辱之策来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中土忍气吞声休养生息，而匈奴人却横扫河西，占据天山南北，愈发强大。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土才完成中央集权，集中全部国力出塞作战。当大汉将士封狼居胥，纵横西域的时候，距离刘邦的白登山之败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宝鼎不敢妄想击败匈奴人，纵横大漠，封狼居胥，但他妄图拯救帝国，把中土数千万生灵从后战国时代的五年血腥屠杀中拯救出来，这样当冒顿带着四十万大军入侵中土的时候，中土人能击败北虏，能够在南北战争中占据优势，给后人赢得足够的时间蓄积实力，然后出塞远征，开疆拓土，创造一个辉煌的帝国。
但今日中土局势的发展，让宝鼎实现这一理想的难度越来越大。
宝鼎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就不停地宣扬匈奴人的强大，北虏对中土的威胁，未来南北战争的艰巨，所以他要中土的大一统，要中土的和平，要中土的休养生息，然而，秦王政和咸阳宫也罢，功臣们和地方势力也罢，现在所关注的、所博弈的都是统一前后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瓜分，甚至可以这样说，目前整个中土的统治阶层从现在直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去关注大漠上的匈奴人，更不会去假象北虏入侵和未来的南北战争。
攘外必先安内，国内的局势都没有稳定，哪有精力去阻御外虏？
武烈侯对匈奴人的关注，对未来南北战争的假设，在大秦朝堂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最初咸阳还有无知的贵族嘲笑武烈侯的“异想天开”，但经过这几年的代北大战之后，残酷的事实给了当初嘲笑武烈侯的人一个大巴掌。
武烈侯主掌北疆军政，构建庞大的北疆防御体系，秦王政要修筑连通咸阳和北疆的直道，这些都证明了咸阳对北疆镇戍的高度重视，大秦已经在为未来的南北战争做准备了，但统一战争尚未完成，统一后还需要一段“消化吸收”的时间以缓解和消除国内各种激烈矛盾，这导致咸阳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匈奴人。即便秦王政要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利用这一武力应对国内复杂局势，而不是进行对外战争。
大秦唯独关注匈奴人，始终为南北战争做准备的就是武烈侯。
武烈侯为了赢得南北战争，为了守护中土，就必须要赢得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而中土也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全部国力进行南北战争，抵御外虏，击败外虏。
所以，武烈侯不能选择与秦王政合作，那意味着中土很快陷入分裂和战乱；武烈侯也不能与功臣们合作，那意味着中土将在未来某个时间陷入分裂和战乱，而匈奴人的历史轨迹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在未来几百年里都是中土最可怕的敌人，假如中土在南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陷入分裂和战乱，中土的守护之责由谁来承担？
陈禄知道答案了，武烈侯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一条路，也是他一直以来始终坚持的路，既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也不是分封诸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策略，他要以北疆武力为强大后盾，压制秦王政和中央，压制功臣和地方势力，谁敢逾越他的底线，他就联合另外一方进行打击，从而保证大秦的国策变革方向始终行走在“集权”和“分封”之间。
这条路太难了，以武烈侯目前的实力，在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夹击下，很难让大秦国策变革的方向始终行进在“过渡”策略的道路上，除非武烈侯的实力强大到已经凌驾于两大政治势力之上，但到了那个时候，两大政治势力在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必然联手，形势会更加恶劣，武烈侯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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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设法拖延直道的修筑，正是出于这一政治形势的考虑。
秦王政要加快发展北疆武力，武烈侯却不敢发展太快。北疆武力发展太快，功臣们感觉到强大威胁，势必向秦王政暂时妥协，以妥协来换取与秦王政联手打击武烈侯。
直道修筑实际上就是秦王政为自己的“驱虎吞狼”之策做准备。
对于秦王政来说，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是“虎患”，功臣们是“狼害”，都是他要剪除的目标。修一条直道，名义上是增加了北疆武力，不明其中关键的人甚至还担心北疆武力会威胁到咸阳的安危，但孰不知最担心北疆武力的是功臣们，武烈侯手上的利剑让他们如芒在背、寝食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候无论是秦王政主动向功臣们妥协，还是功臣们被迫向秦王政妥协，最终都将引起武烈侯的极度不安，必定要抢在两者联手之前，出剑攻杀功臣，否则死的就是他了。
陈禄想明白了咸阳政局的要害之处，对秦王政、武烈侯、王翦这些位于权力最顶端的人不禁产生一种深深的畏惧。
他不属于这个权力巅峰层次，他的师傅郑国也不是，所以过去他仰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背后的权力而畏惧，现在他被武烈侯强行拉进了大秦的权力中枢，对权力颠覆层次的陌生感正在一点点消失，但距离这个权力层次所必需具备的政治智慧还差得太远，他还需要时间去学习和适应。
宝鼎今天教授了他很多，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今日一席话或许能让他更快地融入到权力中枢，并迅速展露出他的政治智慧，而他的这些政治智慧正是现在武烈侯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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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到了，北疆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冬天虽然寒冷，但也是北虏入侵的好时机，每到这个时候，北疆各边郡就要召集青壮男丁进行军训，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现在北疆武力强悍，假如要征调全部适龄男子作战，其军队数量可以达到四十万以上。这是一个让人恐怖的数字，好在北疆贫瘠，虽然垦荒屯田的成效越来越大，粮食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但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北疆能够投入战场的军队不会超过十万人，而且作战时间非常短。
不过即便如此，但武烈侯返回北疆的时候，咸阳还是感觉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河北、中原和山东等地的功臣们也对这只越来越强悍的北方“猛虎”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情绪。
宝鼎在离京的时候，山东的叛乱只平定了一半。扶苏和冯鸷平定了胶东的暴*，而蒙武却在琅琊战场上迟迟没有进展，几个月都没有攻克莒城。事实上蒙武围而不攻，根本就没有打。王贲和麃浚在淮北战场上的平叛也进展缓慢，竟然让叛军攻占了彭城。
武烈侯宝鼎在离京之前放出话来，必要的时候，北疆军可以再次南下作战，讨贼戡乱。这句话让王翦、蒙武等人非常难堪，不得不加快平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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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和陈禄均出自关东寒门，而当前国策变革方向尤其是世袭制的重建有利于寒门军功阶层的壮大，他们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将获得很大一块利益。寒门阶层从国策变革中受益，源于武烈侯对国策变革的强力推动，所以朝堂上大凡寒门贵族不论派系对武烈侯都怀着一份敬重和感激。
关东系中，寒门士人还是占据着大多数，虽然经吕不韦一案后很多关东的寒门士人离开了咸阳，但随着统一进程的推进，随着大秦在稳定新占疆土过程中对官吏的迫切需要，关东五国的寒门士人还是被大量征募，而这些寒门官吏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攀附咸阳的关东系大臣。这时候那些曾经追随和攀附吕不韦的客卿门徒们就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一次返回到咸阳，重新端起了老嬴家的“金饭碗”。
与此同时，咸阳则对关东五国的王族和豪门权贵们进行不遗余力的压制和打击，其中韩魏赵齐四国的王族和传承久远的豪门贵族都被强行迁徙到了咸阳，而他们离开故国旧土之后，大秦的功臣们却并不能马上代替他们有效控制被征服疆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大秦的功臣们都需要依靠当地的寒门官吏的帮助以镇戍地方。
关东系因此迅速壮大，但因为其力量主要集中在新占领疆土的中下级官吏掾属中，无法对大秦的政局和中土大势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所以目前的关东系不显山不露水，表现得非常低调。
大秦朝堂上的关东系主要研习法家学术，国策拟制以法家学术理论为基础，而今日的关东系因为过于庞大繁杂，在学术国策上就比较复杂了，诸子百家的子弟都有，但大贤士子也要生存，在生存危机面前并不会有太多的大贤士子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理论，所以现在关东系中研习、融合和认同法家学术者越来越多。
这个时代的士人以利益至上，功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所以他们信奉所谓的“自由”，“良禽择木而栖”不仅仅表现在游学和出仕任意一个诸侯国上，还表现在他们积极地追随、侍奉和攀附各诸侯国的权贵上。今日中土大秦吞灭诸国，马上就要一统中土了，关东诸国的士人应该如何生存？当然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高唱着“贤臣择主而事”纷纷投奔大秦。
那么寒门士人追求的最大利益是什么？理所当然是跻身豪门贵族阶层。大秦在统一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国策变革正好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寒门士人的需要，但寒门士人是否因此就心满意足了？不是。世袭制可以让这一代的寒门士人普遍受益，尤其是大秦的寒门贵族，其中一部分将因为军功而逐渐跻身于豪门贵族的行列。但下一代呢？下一代寒门士人处在一个和平统一的社会里，而和平统一则意味着失去了最便捷的建功立业的机会。没有功业可建，下一代寒门士人所能获得的利益也就非常有限了。
分裂和战争虽然让中土生灵涂炭，却可以给寒门士人攫取利益的机会。
豪门贵族追求分封是为了掠夺更大利益，同样，寒门士人为了攫取更大利益，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支持分封，以便重建诸侯并列的中土，这其中又以关东的寒门士人为最。
控制地方郡县的大秦豪门贵族和帮助他们控制地方郡县的关东寒门士人因为彼此的利益目标基本一致，必定会走到一起，这对咸阳宫和中央的威胁之大可想而知。但咸阳可以压制和打击有限的关东诸侯国的王族和豪门贵族，却无法禁锢庞大的关东诸侯国的寒门士人群体。为了占据和稳定庞大的新疆土，咸阳只有安抚、拉拢和利用他们。
大秦的本土和来自关东的寒门贵族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从他们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他们最希望中土的和平统一，希望大秦能够实现中央集权，从而维持和发展他们的利益。宝鼎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积极谋求与关东寒门贵族的结盟，从而竭尽全力维持大秦的统一和和平，拯救未来的帝国。
郑国和陈禄就是关东系寒门贵族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与宝鼎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两者都致力于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致力于中土生灵从此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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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向陈禄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以当前咸阳政局的发展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大秦统治阶层内部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目前国内愈演愈烈的“官”与“民”的矛盾看似来源于“中央财政不足”和“统一进程加快”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在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背后都是“中央集权”和“分封诸侯”两种政治理念的强烈对抗。
陈禄安静地听着，心里极度震撼。
宝鼎的讲述就像一股狂风吹散了笼罩在咸阳上空的乌云，让陈禄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咸阳政局的真面目。
咸阳朝堂上是“集权”和“分封”的博弈，大秦疆土上是“中央”和“地方”的搏杀，无论统一进程是暂时停止还是稳步前进，最后都要引发一场生死对决，中土都将面临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的深重危机。
秦王政有没有力挽狂澜之策？咸阳和中央能否击败功臣和他们所控制的地方势力，维护中土的和平和统一？从大秦的政治格局上来看，大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武烈侯和北疆武力，只要武烈侯和北疆武力帮助其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以失败而告终，但政治格局中的另外两方岂能让武烈侯与自己的对手结盟合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联合武烈侯击杀自己？
武烈侯始终都要做出选择，谁是盟友，谁是敌人。从武烈侯的政治理念来看，他应该与秦王政携手合作，联合庞大的寒门贵族力量，借助强悍的武力，击杀以豪门贵族为主要对抗力量的功臣们，但这一选择的结果必然是内战，大秦将迅速陷入分裂和战乱。
从武烈侯追求的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这个大目标来看，他又应该与豪门贵族结盟合作，利用强悍武力和庞大的地方力量，完全压制中央，迫使中央分封诸侯。这一选择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中土的和平和统一，但因为国策的原因，中土诸侯林立，大秦将在未来某个时候重蹈春秋战国之覆辙，中土同样要陷入分裂和战乱。
两种选择相比较而言，选择前者是“长痛不如短痛”，以暂时的中土“阵痛”来彻底铲除折磨了中土八百余年的“分封”毒瘤。“阵痛”虽然会给中土生灵带来荼毒之祸，但却可以给中土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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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禄认为，武烈侯应该支持秦王政和咸阳宫。假如武烈侯当真没有割据称霸为一方诸侯的想法，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结盟功臣对抗中央。
陈禄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劝谏两句，帮助武烈侯做出正确的选择。
谁知就在陈禄犹豫不决的时候，武烈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之所以至今没有旗帜鲜明地做出选择，是因为中土这个巨人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战乱之后，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根本经不起铲除“毒瘤”时所造成的剧烈“阵痛”，帝国会在“阵痛”中崩溃，中土会在“阵痛”中分崩离析。
匈奴人正在大漠上进行统一前的最后战斗，匈奴人随时会杀进中土，退一步说，就算匈奴人没有击败大月氏和东胡，完成实际意义上的大统一，那么匈奴人也可以联合大月氏和东胡从北疆的“东中西”三个方向杀进中土，给中土以致命一击。
历史上二十三年后匈奴人的大单于冒顿带着四十万大军杀进代北，与刘邦激战于白登山，刘邦战败，中土不得不以“和亲”等屈辱之策来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中土忍气吞声休养生息，而匈奴人却横扫河西，占据天山南北，愈发强大。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土才完成中央集权，集中全部国力出塞作战。当大汉将士封狼居胥，纵横西域的时候，距离刘邦的白登山之败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宝鼎不敢妄想击败匈奴人，纵横大漠，封狼居胥，但他妄图拯救帝国，把中土数千万生灵从后战国时代的五年血腥屠杀中拯救出来，这样当冒顿带着四十万大军入侵中土的时候，中土人能击败北虏，能够在南北战争中占据优势，给后人赢得足够的时间蓄积实力，然后出塞远征，开疆拓土，创造一个辉煌的帝国。
但今日中土局势的发展，让宝鼎实现这一理想的难度越来越大。
宝鼎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就不停地宣扬匈奴人的强大，北虏对中土的威胁，未来南北战争的艰巨，所以他要中土的大一统，要中土的和平，要中土的休养生息，然而，秦王政和咸阳宫也罢，功臣们和地方势力也罢，现在所关注的、所博弈的都是统一前后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瓜分，甚至可以这样说，目前整个中土的统治阶层从现在直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去关注大漠上的匈奴人，更不会去假象北虏入侵和未来的南北战争。
攘外必先安内，国内的局势都没有稳定，哪有精力去阻御外虏？
武烈侯对匈奴人的关注，对未来南北战争的假设，在大秦朝堂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最初咸阳还有无知的贵族嘲笑武烈侯的“异想天开”，但经过这几年的代北大战之后，残酷的事实给了当初嘲笑武烈侯的人一个大巴掌。
武烈侯主掌北疆军政，构建庞大的北疆防御体系，秦王政要修筑连通咸阳和北疆的直道，这些都证明了咸阳对北疆镇戍的高度重视，大秦已经在为未来的南北战争做准备了，但统一战争尚未完成，统一后还需要一段“消化吸收”的时间以缓解和消除国内各种激烈矛盾，这导致咸阳根本没有精力去关注匈奴人。即便秦王政要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利用这一武力应对国内复杂局势，而不是进行对外战争。
大秦唯独关注匈奴人，始终为南北战争做准备的就是武烈侯。
武烈侯为了赢得南北战争，为了守护中土，就必须要赢得中土的和平和统一，而中土也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全部国力进行南北战争，抵御外虏，击败外虏。
所以，武烈侯不能选择与秦王政合作，那意味着中土很快陷入分裂和战乱；武烈侯也不能与功臣们合作，那意味着中土将在未来某个时间陷入分裂和战乱，而匈奴人的历史轨迹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在未来几百年里都是中土最可怕的敌人，假如中土在南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陷入分裂和战乱，中土的守护之责由谁来承担？
陈禄知道答案了，武烈侯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一条路，也是他一直以来始终坚持的路，既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也不是分封诸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策略，他要以北疆武力为强大后盾，压制秦王政和中央，压制功臣和地方势力，谁敢逾越他的底线，他就联合另外一方进行打击，从而保证大秦的国策变革方向始终行走在“集权”和“分封”之间。
这条路太难了，以武烈侯目前的实力，在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夹击下，很难让大秦国策变革的方向始终行进在“过渡”策略的道路上，除非武烈侯的实力强大到已经凌驾于两大政治势力之上，但到了那个时候，两大政治势力在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必然联手，形势会更加恶劣，武烈侯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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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设法拖延直道的修筑，正是出于这一政治形势的考虑。
秦王政要加快发展北疆武力，武烈侯却不敢发展太快。北疆武力发展太快，功臣们感觉到强大威胁，势必向秦王政暂时妥协，以妥协来换取与秦王政联手打击武烈侯。
直道修筑实际上就是秦王政为自己的“驱虎吞狼”之策做准备。
对于秦王政来说，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是“虎患”，功臣们是“狼害”，都是他要剪除的目标。修一条直道，名义上是增加了北疆武力，不明其中关键的人甚至还担心北疆武力会威胁到咸阳的安危，但孰不知最担心北疆武力的是功臣们，武烈侯手上的利剑让他们如芒在背、寝食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时候无论是秦王政主动向功臣们妥协，还是功臣们被迫向秦王政妥协，最终都将引起武烈侯的极度不安，必定要抢在两者联手之前，出剑攻杀功臣，否则死的就是他了。
陈禄想明白了咸阳政局的要害之处，对秦王政、武烈侯、王翦这些位于权力最顶端的人不禁产生一种深深的畏惧。
他不属于这个权力巅峰层次，他的师傅郑国也不是，所以过去他仰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背后的权力而畏惧，现在他被武烈侯强行拉进了大秦的权力中枢，对权力颠覆层次的陌生感正在一点点消失，但距离这个权力层次所必需具备的政治智慧还差得太远，他还需要时间去学习和适应。
宝鼎今天教授了他很多，这种机会千载难逢，今日一席话或许能让他更快地融入到权力中枢，并迅速展露出他的政治智慧，而他的这些政治智慧正是现在武烈侯所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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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到了，北疆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冬天虽然寒冷，但也是北虏入侵的好时机，每到这个时候，北疆各边郡就要召集青壮男丁进行军训，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现在北疆武力强悍，假如要征调全部适龄男子作战，其军队数量可以达到四十万以上。这是一个让人恐怖的数字，好在北疆贫瘠，虽然垦荒屯田的成效越来越大，粮食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但如果没有中央财政的支持，北疆能够投入战场的军队不会超过十万人，而且作战时间非常短。
不过即便如此，但武烈侯返回北疆的时候，咸阳还是感觉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河北、中原和山东等地的功臣们也对这只越来越强悍的北方“猛虎”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情绪。
宝鼎在离京的时候，山东的叛乱只平定了一半。扶苏和冯鸷平定了胶东的暴*，而蒙武却在琅琊战场上迟迟没有进展，几个月都没有攻克莒城。事实上蒙武围而不攻，根本就没有打。王贲和麃浚在淮北战场上的平叛也进展缓慢，竟然让叛军攻占了彭城。
武烈侯宝鼎在离京之前放出话来，必要的时候，北疆军可以再次南下作战，讨贼戡乱。这句话让王翦、蒙武等人非常难堪，不得不加快平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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