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第426章 日本科学研究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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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
大阪位于日本西部近畿地方，是西日本的大都市，其重要性次于首都东京（此时横滨还没发展起来）。
“大阪”在古代多称为“大坂”，自奈良时代开始，大阪就因其临海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港口。丰臣秀吉修建大阪城，并以大阪作为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城市。在江户时代，大阪和京都、江户并称为“三都”，是当时日本经济活动最为旺盛的商业都市。
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重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大阪逐渐由一座商业城市变为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在中日癸丑战争后期，这座城市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因为它距离大陆比东京更近些，不仅仅是飞艇，就连从朝鲜起飞的重型轰炸机也能够得着。因此它收到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手信”，从榴霰弹到燃烧弹，从50公斤级到500公斤级都有。
当地80%的工厂在空袭中被摧毁，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成果化为废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久之后一战爆发，被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的日本居然借着这个好机会又发展起来了。
被二德子逼得急眼了的英法为了拉日本当炮灰，大大出了把血，不但免除大部分债务，还先后提供了四亿英镑的无息贷款，约合五千万英镑的“无偿援助”（其实是卖命钱），以及上亿英镑的劳务费（劳工和特种服务的薪酬）。钱都还好说，最重要的是，英法为了日本给力些，向日本开放了很多重要技术，提供了大量资料，如造船、金属冶炼和热处理、发动机等等技术，还向日本出售或援助了大量的机床和生产机器（有些是找美国转卖）。
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之下，日本工业不但迅速恢复，反倒比起之前更加进步了。以前日本人没经验，工业布局很多不合理之处，设备和技术也不怎么样。另外除了少数几家重点企业，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不大，多是以家庭式小作坊为主。现在这些旧工厂被中国炸掉之后，他们反而可以将精力投入到新型工厂的建设中。再加上在意大利狠狠捞了一把，日本工业在一战中快速膨胀起来，其工业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时空的历史同期。
而大阪这座工业重镇也在一战的春风中重新恢复并更加繁华了。
但是，这种繁华似乎也仅仅是停留在某一层面上，尽管日本的经济状态原时空的历史同期更好，而且还获得了摩杉（莫桑比克）这块两倍于日本本土的新领土，但是日本的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缓解。
按照这些权贵们的说法，只要日本能在战争得到好处，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正是因为上层权贵们的忽悠和鼓吹，日本的广大底层平民才会那么心甘情愿的为这场战争卖身卖肉加卖命。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要说好处日本是肯定拿了不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中，恐怕也就是中美日三家称得上赢家。日本得到的好处，也就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战争红利全都被权贵们吞了，底层屁民们毛都没得到一根。
日本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相结合的国家。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每逢一次战争，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就获得一次飞跃的发展。日本权贵豪门就是这样靠战争喂肥的，他们的财富都是沾满着血污的。
国内工业的极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大垄断资本家手里。例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财阀，在日本经济生活中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在另一方面，农村中地主占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而70%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为日本农村中阶级对立的一个尖锐对比。日本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采用最落后的实物地租形式。不论丰年或歉收，农民要把全年收获的一半甚至3/4向地主缴租。由于地租高昂，加上生产技术落后，日本农民通常只能向地主租入小块土地进行耕种。其结果是日本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不能不长期挣扎于饥饿线上
这种残酷的剥削在城市工业中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例如：在工厂里还保留有实物工资和以劳役偿还债务的制度；对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剥削，更是资本家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尤其残酷的是在工业中广泛地采用奴役性的包工制。
这种包工制的办法就是资本家在农村里招募穷苦人家的子女，把他们带到矿山或工厂里做苦工，按照契约先付给招募来的人的父母一点钱，以后再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于是资本家的奴隶。在他们的宿舍周围，像牢狱一样砌起高墙，门口经年不断地有门岗把守着。工人们不能外出，父母写来的信也要被资本家拆阅。在宿舍里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张席子的睡处，并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编在一组，轮流睡觉。包来的工人在这种牢狱般的宿舍里，最多只能勉强生活5年。根据1919年纺织企业的调查，有70%的女工由于生病而离开了，20%逃跑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工人阶级同压迫他们的剥削者间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激烈。1897年，片山潜创立了职工会筹备联盟，以后组织了五金工人、司机、印刷工人和工会。日本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在片山潜的领导下开始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佃农农会，展开了减低租佃的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为了扼杀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谓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大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处死了上百人。
在残酷的镇压中，高层权贵们的气焰更加高涨，更加恣意地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来说，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普遍地长达12至14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但工资收入却极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资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过9角2分；当时每升米的价格却为5角3分。甚至连极少的工资也不全额发给工人，工资中的一部分还常被各种罚金吞没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纺织部门的工资中，罚金就占去了20%到50%。
农民的痛苦情况比工人还要多些。占有小片土地的农民不但要负担占收入30%以上的重税，而且还要受资本家“剪刀差”（用高价的工业成品，交换廉价的农产品和原料）的剥削，因而不断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变为地主的佃户。至于向地主租赁土地的广大农民受的剥削更重，境况自然更为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农民啃树皮、吃草根已经不是新闻了，卖儿鬻女的更是到处可见。
因此在一战进行的期间，日本就爆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米骚动”。起因就是1919年6月，日本宣布增加向欧洲和非洲派军，消息传出后，米价就开始飞涨了。5月份的米每升的价格是1角6分，到了6月5日就涨到了3角8分，随后天天都在涨价，到了6月11日，米价涨到了每升5角5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经济结构，因为日本的经济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结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面却因为国内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术的落后等等，使农业无法供给城市工业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再加上在战争期间，大量增加工厂规模，扩充军队数量和向欧洲派遣民夫，也造成了国内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了日本在1919年的粮食产量还战前还少，而另一方面，城市、军队等需要粮食的人口却大大增加了。
不过，其实认真算起来，日本当时虽然耗粮增加，粮食减产，但也并不缺粮，至少没缺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的花费都是由英法买单了，而他们也利用这笔丰厚的“卖命钱”从中国进口了不少粮食，仅仅是1918年，就从中国进口了730万吨粮食，1919年上半年又进口了420万吨。而当年日本的粮食缺口也不过300万吨不到。
前面说了，日本获得的战争红利并没有惠及下层屁民，权贵豪门和资本家地主们一直是靠着饥荒和战争来攫取新的利润。他们大做投机生意，米越不够，他们也就越囤积居奇。即使有着从中国进口的粮食，他们也同样宣称粮食不足，这米价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
米价的暴涨，严重地威胁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要说普通的工农，就连监狱的看守和城市里的警察，也有人控诉物价，特别是米价的高涨，无法生活下去。总之，米价的飞涨使原本就很苦逼的日本下层人民，更加过不下去了。日本广大人民都大声疾呼，要求立即制止地主、资本家的囤积居奇，迅速输入外米并降低米价。但是，日本政府是以保护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为第一天职的，是为权贵们服务的，它哪里会把屁民的要求放在心上。它反而说什么国民思想变坏了，必须普及宗教观念和发扬道德感等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让日本屁民们更加愤慨。这样，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就急剧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米骚动”就在这种斗争形势下爆发了。
这次群众暴动最初是从渔村妇女抢米为开端，各地一般也以抢米形式爆发，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米骚动”。
“米骚动”从抢米而发展到与地主、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反动军警进行搏斗，而且在群众中公开提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这次群众暴动规模极大，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群众斗争的浪潮冲击了全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区，包括了东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在内的3府、32县，日本各阶层的人民约一千万人以上卷入了这个斗争。尤其使日本政府震惊的，是在吴港的暴动中，海军士兵也参加进去。其中有数名水兵站在前面指挥群众，怀里带着准备强迫米商承认以每升米2角2分出卖的保证书，袭击了米商和其他商店。
日本从中世纪以来，虽常有农民抢米暴动，但在封建割据局面之下，不过是局部性、地区性的事件。像这样震动全国的大发动，规模之大和时间之久，“米骚动”还是第一次。
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暴动，是真正的把日本政府吓尿了。面对着强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日本统治阶级一面采取伪善的手段，以天皇名义拨出300万日元“救济细民”，又让三井、三菱等财阀也拿出几百万日元，企图用这点小恩小惠来引诱群众脱离斗争。另一方面则动员一切武装力量，用血腥的手段对暴动群众进行镇压。日本政府全国逮捕了好几万人，除去现场被杀害者外，单是被加以各种罪名而判处死刑、无期徒期以及其他苦役的就有上万人。日本这次是好不容易才勉强把这次暴动镇压下去。
“白龙饭团哦，好吃的白龙饭团哦！正宗唐风料理，白龙饭团，19种口味……”
在大阪公园附近，一个小贩正在大声叫卖，他的小车上插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正宗唐风白龙饭团”。似乎是在前几年，这种叫做“白龙饭团”的东西就开始在日本出现了，在很多城市和乡村都能看到这种卖“白龙饭团”的店铺和小贩。
这时，一个提着木箱的人走了过去，向小贩问道：“请问有幸福馅料的白龙饭团吗？”
小贩警惕的看了他一眼，那人连忙比了一个手势，小贩才低声说道：“有是有，就是价格比较贵，要一元10文一个。”
“3元30文卖不卖？”
“是不是太贵了？”小贩问道。
“不贵不贵，只要能让日本人民幸福，这一点儿不贵……”来人说道。
小贩左右看了看，从小车的夹层里飞快的取出一张小纸条，递给他：“我这里没有幸福馅料的，你得去那里找……”
“谢谢……”来人快速收起纸条，又买了一个鱿鱼饭团就转身走了。
“白龙饭团哦，好吃的白龙饭团哦！正宗唐风料理，白龙饭团，19种口味……”小贩又开始若无其事的叫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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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
大阪位于日本西部近畿地方，是西日本的大都市，其重要性次于首都东京（此时横滨还没发展起来）。
“大阪”在古代多称为“大坂”，自奈良时代开始，大阪就因其临海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港口。丰臣秀吉修建大阪城，并以大阪作为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城市。在江户时代，大阪和京都、江户并称为“三都”，是当时日本经济活动最为旺盛的商业都市。
从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重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大阪逐渐由一座商业城市变为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在中日癸丑战争后期，这座城市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因为它距离大陆比东京更近些，不仅仅是飞艇，就连从朝鲜起飞的重型轰炸机也能够得着。因此它收到了不少来自中国的“手信”，从榴霰弹到燃烧弹，从50公斤级到500公斤级都有。
当地80%的工厂在空袭中被摧毁，明治维新后几十年的成果化为废墟。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久之后一战爆发，被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的日本居然借着这个好机会又发展起来了。
被二德子逼得急眼了的英法为了拉日本当炮灰，大大出了把血，不但免除大部分债务，还先后提供了四亿英镑的无息贷款，约合五千万英镑的“无偿援助”（其实是卖命钱），以及上亿英镑的劳务费（劳工和特种服务的薪酬）。钱都还好说，最重要的是，英法为了日本给力些，向日本开放了很多重要技术，提供了大量资料，如造船、金属冶炼和热处理、发动机等等技术，还向日本出售或援助了大量的机床和生产机器（有些是找美国转卖）。
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之下，日本工业不但迅速恢复，反倒比起之前更加进步了。以前日本人没经验，工业布局很多不合理之处，设备和技术也不怎么样。另外除了少数几家重点企业，大多数企业的规模都不大，多是以家庭式小作坊为主。现在这些旧工厂被中国炸掉之后，他们反而可以将精力投入到新型工厂的建设中。再加上在意大利狠狠捞了一把，日本工业在一战中快速膨胀起来，其工业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时空的历史同期。
而大阪这座工业重镇也在一战的春风中重新恢复并更加繁华了。
但是，这种繁华似乎也仅仅是停留在某一层面上，尽管日本的经济状态原时空的历史同期更好，而且还获得了摩杉（莫桑比克）这块两倍于日本本土的新领土，但是日本的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因为这些原因而缓解。
按照这些权贵们的说法，只要日本能在战争得到好处，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正是因为上层权贵们的忽悠和鼓吹，日本的广大底层平民才会那么心甘情愿的为这场战争卖身卖肉加卖命。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要说好处日本是肯定拿了不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中，恐怕也就是中美日三家称得上赢家。日本得到的好处，也就是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战争红利全都被权贵们吞了，底层屁民们毛都没得到一根。
日本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相结合的国家。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每逢一次战争，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就获得一次飞跃的发展。日本权贵豪门就是这样靠战争喂肥的，他们的财富都是沾满着血污的。
国内工业的极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大垄断资本家手里。例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大财阀，在日本经济生活中起着很大的支配作用。在另一方面，农村中地主占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而70%的农民没有一点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成为日本农村中阶级对立的一个尖锐对比。日本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采用最落后的实物地租形式。不论丰年或歉收，农民要把全年收获的一半甚至3/4向地主缴租。由于地租高昂，加上生产技术落后，日本农民通常只能向地主租入小块土地进行耕种。其结果是日本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广大农民群众不能不长期挣扎于饥饿线上
这种残酷的剥削在城市工业中也同样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例如：在工厂里还保留有实物工资和以劳役偿还债务的制度；对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剥削，更是资本家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尤其残酷的是在工业中广泛地采用奴役性的包工制。
这种包工制的办法就是资本家在农村里招募穷苦人家的子女，把他们带到矿山或工厂里做苦工，按照契约先付给招募来的人的父母一点钱，以后再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包工制下的工人等于是资本家的奴隶。在他们的宿舍周围，像牢狱一样砌起高墙，门口经年不断地有门岗把守着。工人们不能外出，父母写来的信也要被资本家拆阅。在宿舍里面，平均每人只有一张席子的睡处，并把日班和夜班工人编在一组，轮流睡觉。包来的工人在这种牢狱般的宿舍里，最多只能勉强生活5年。根据1919年纺织企业的调查，有70%的女工由于生病而离开了，20%逃跑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工人阶级同压迫他们的剥削者间进行的斗争愈来愈激烈。1897年，片山潜创立了职工会筹备联盟，以后组织了五金工人、司机、印刷工人和工会。日本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在片山潜的领导下开始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农民也自发地组织起佃农农会，展开了减低租佃的斗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为了扼杀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1910年日本政府捏造了所谓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逮捕了大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处死了上百人。
在残酷的镇压中，高层权贵们的气焰更加高涨，更加恣意地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来说，日本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普遍地长达12至14小时，甚至达到16小时，但工资收入却极端菲薄。1918年日本女工平均日工资只有4角8分，男工也不过9角2分；当时每升米的价格却为5角3分。甚至连极少的工资也不全额发给工人，工资中的一部分还常被各种罚金吞没了去。例如1914—1918年在纺织部门的工资中，罚金就占去了20%到50%。
农民的痛苦情况比工人还要多些。占有小片土地的农民不但要负担占收入30%以上的重税，而且还要受资本家“剪刀差”（用高价的工业成品，交换廉价的农产品和原料）的剥削，因而不断失去土地，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或变为地主的佃户。至于向地主租赁土地的广大农民受的剥削更重，境况自然更为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农民啃树皮、吃草根已经不是新闻了，卖儿鬻女的更是到处可见。
因此在一战进行的期间，日本就爆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米骚动”。起因就是1919年6月，日本宣布增加向欧洲和非洲派军，消息传出后，米价就开始飞涨了。5月份的米每升的价格是1角6分，到了6月5日就涨到了3角8分，随后天天都在涨价，到了6月11日，米价涨到了每升5角5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日本经济结构，因为日本的经济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残余的结合。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面却因为国内保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苛酷、土地的零碎分割、技术的落后等等，使农业无法供给城市工业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再加上在战争期间，大量增加工厂规模，扩充军队数量和向欧洲派遣民夫，也造成了国内农村劳动力减少，导致了日本在1919年的粮食产量还战前还少，而另一方面，城市、军队等需要粮食的人口却大大增加了。
不过，其实认真算起来，日本当时虽然耗粮增加，粮食减产，但也并不缺粮，至少没缺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的花费都是由英法买单了，而他们也利用这笔丰厚的“卖命钱”从中国进口了不少粮食，仅仅是1918年，就从中国进口了730万吨粮食，1919年上半年又进口了420万吨。而当年日本的粮食缺口也不过300万吨不到。
前面说了，日本获得的战争红利并没有惠及下层屁民，权贵豪门和资本家地主们一直是靠着饥荒和战争来攫取新的利润。他们大做投机生意，米越不够，他们也就越囤积居奇。即使有着从中国进口的粮食，他们也同样宣称粮食不足，这米价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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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种做法让日本屁民们更加愤慨。这样，日本国内阶级矛盾就急剧发展到非常尖锐的程度。“米骚动”就在这种斗争形势下爆发了。
这次群众暴动最初是从渔村妇女抢米为开端，各地一般也以抢米形式爆发，所以在日本历史上习惯地称为“米骚动”。
“米骚动”从抢米而发展到与地主、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反动军警进行搏斗，而且在群众中公开提出“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这次群众暴动规模极大，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群众斗争的浪潮冲击了全日本四分之三的地区，包括了东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在内的3府、32县，日本各阶层的人民约一千万人以上卷入了这个斗争。尤其使日本政府震惊的，是在吴港的暴动中，海军士兵也参加进去。其中有数名水兵站在前面指挥群众，怀里带着准备强迫米商承认以每升米2角2分出卖的保证书，袭击了米商和其他商店。
日本从中世纪以来，虽常有农民抢米暴动，但在封建割据局面之下，不过是局部性、地区性的事件。像这样震动全国的大发动，规模之大和时间之久，“米骚动”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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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警惕的看了他一眼，那人连忙比了一个手势，小贩才低声说道：“有是有，就是价格比较贵，要一元10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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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太贵了？”小贩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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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左右看了看，从小车的夹层里飞快的取出一张小纸条，递给他：“我这里没有幸福馅料的，你得去那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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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饭团哦，好吃的白龙饭团哦！正宗唐风料理，白龙饭团，19种口味……”小贩又开始若无其事的叫卖起来。